敦煌学的产生和法国的敦煌学发展与当时的世界政治形式密切相关。早在敦煌学产生以前的十八世纪中晚期，在西方学界就有着一门被称为“东方学”的学科，敦煌学可以说是这门学科在远东的继续和延伸。自十九世纪早期至二战结束，法国是唯一能与英国相抗衡的主导东方和东方学的国家，这里我们不妨参照东方学的一些特点来谈法国敦煌学的产生。

　　东方学和敦煌学的产生都与西方列强的殖民活动分不开。法国东方学的开端源于法国为了争夺和控制在东方的殖民地而开展的研究，十八世纪中叶耶稣会士及少数学者所开始的介绍中国历史、民族史、佛教文化史的工作也基于此，并由此产生了法国的汉学。到了十九世纪下半叶，西方列强在对海外殖民地瓜分完毕之后，为了染指中亚地区（包括中国的新疆），又掀起了中亚探险的热潮，而且这场探险活动的竞赛并不亚于他们对海外殖民地和市场的争夺。当时西域探险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科考与探险相结合，几乎所有的探险活动都有自然科学方面的内容，特别是对中国西北地区地图的绘制，其中相当一部分是以备军事之用。俄、英、德、瑞典、芬兰都纷纷投入了这场西域科考与探险的战斗，而向来注重在文化方面统治殖民地的法国却是一个迟到者。在法国第一个正式的西域考古探险团产生之前，也曾经有几个法国旅行探险家 进入过西域，如博安（C·E·Bonin）在1899—1900年、吕推（Dutreuil de Rhins）和李默德（Grenard）在1889—1894年、沙畹（E·Chavannes）在1907年、古伯察（E·—R·Huc）和秦神父（Joseph Gabet）在1843—1845年，多伦（d’Ollone）在1906—1907年、邦瓦洛（G·Bonvalot）和奥尔良（Henri d’Orléans）在1895—1896年都曾在西域的一些地方进行过考古探险。但当第一支法国考古探险团到达西域时，几个重大的考古发掘点都已被其他列强的探险队洗劫过了，因此我们在伯希和的相关记载 中经常看到，他们对某些遗址的考察计划常常是看看还剩下什么；甚至一些原定的认为没有人考察过的遗址，当他们到达时，也同样发现别国的同行先他们而至，只好改变计划；在到达藏经洞之前，他们的许多考古收获都来自于被同行们忽视的地方。

　　列强在海外殖民地的争夺中常常也伴随着协调各国利益的机制，并由此产生一些针对分割弱国而组织的国际合作和国际组织；在学术上和对文物的争夺也与此极为相似，关于东方学的国际性会议不断召开。当西域探险的争夺战日趋激烈的时候，西方列强之间形成了严重的对峙局面，为了能够进行更加系统广泛的考察，终于在1899年的罗马东方学家代表大会上提出了这一问题，最终决定组建一个“中亚和远东历史、考古、语言与民族国际考察委员会”；并于1902年的汉堡东方学家代表大会上正式组建起来。其总部设在当时俄国的国都圣彼得堡，法国是其成员国之一，法国委员会主席为埃米尔·塞纳尔（Emile Senart），法国第一支西域探险团正是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下产生的。对于法国本身来说，既然在西域探险的争夺中已经迟到，就更需要加大力度以便后来居上，取得与其大国名望与地位相称的成果。所以，这支探险团有着极为充足的资金，而且其赞助者也是极为广泛的：大部分的款项由法国金石和美文学科学院、法国科学院、公共教育部共同赞助，一批学术团体如法国商业地理学会、法国亚洲委员会和自然历史博物馆也纷纷出资，甚至波拿巴王子和塞纳尔本人也慷慨解囊，奥尔良基金会的一笔逾期未付款也被划入，这笔钱的特殊意义还在于它使这次活动置于了一位大旅行家的名誉保护之下。探险团最初由三个人组成，在塞纳尔的提议和推荐之下，法兰西远东学院的汉语教授伯希和荣任团长；另外两名成员分别是法国殖民地军医、原交州人路易·瓦扬（Louis Vaillant）博士和专业摄影师夏尔·努埃特（Charles Nouette），前者负责地
理测绘、天文观察和自然史方面的工作，后者负责照片、图片资料和档案工作。

　　这支探险团并没有匆匆上路，而是以一种法国人特有的慢条斯理、有条不紊的方式进行着工作。仅它的筹备活动就持续了一年多的时间，当人员、资金和设备各个方面都达到了比较让人满意的程度时，1906年6月15日伯希和一行才离开巴黎，向西域进发。虽然十天之后他们就到达了当时俄属突厥斯坦的首府塔什干，但却为等待从圣彼得堡运送大批行李物品的船支，在此地停留了一个多月。在他们最初的计划中，重点考察的地区虽然也包括敦煌，但却是因为那里的佛教石窟中的艺术品，所以在藏经洞中的大收获可以说是意外的。8月10日，他们到达了安集延附近的奥希（Och），并在此组织了马队。沙俄当局给予了他们种种方便并提供两名哥萨克人作为护卫，条件只有一个，即让他们将马达汉 （Emil Mannerheim）带入中国。马达汉的任务是替俄国刺探军情和为芬兰掠夺文物，但在1906年9月1日到达喀什后，他就与考察团分道扬镳，虽然在以后的日子里他常与伯希和互通搜集文物的讯息，但似乎他与考察团的主要人员关系不睦。

　　从喀什开始，考察团开始了他们在中国的计划。虽然别国的考察队早已在喀什活动过，但伯希和一行还是在此地逗留了6个多星期。除了进行人类学、地理学调查和测绘道路之外，针对喀什的前伊斯兰教遗址进行了考察，特别是在“三仙洞”，他们实际上是进行了一次西域大探险活动的演习。这一地区的发掘点虽多，所获的一些文物也是绝无仅有的，但其价值毕竟有限。10月29日他们到达图木舒克，并在这里有了一个惊世的发现——一座佛教大型遗址群，发掘进行了6个多星期，其所获文物哄动一时。1907年1月2日，考察团到达库车，勘察发掘工作长达8个月之久，除了在都勒都尔—阿乎尔和苏巴什收获了大量文物外，还进行了自然科学方面的考察，甚至是此地的矿业资源。为了搜集民间传说并从事人类学研究，他们甚至还开了一间诊所用以吸引民众。10月9日，他们到达了迪化，在这里的日子，伯希和在进行考察的同时，广交谪居此地的中国文化名流 ，最终引起了他对藏经洞的向往。伯希和不仅初步了解到了藏经洞发现的一些情况，甚至还收到了载澜和伊犁将军长庚相赠的敦煌卷子，在亲眼见到公元8世纪的《金刚经》后，他便对在那里将会有的重大发现满怀希望。尽管如此，下一个目标是敦煌，但考察团并没有单纯匆忙的赶路，而是依旧对“大海道”进行按部就班的考察。在迪化期间，瓦扬由于对一种考古遗址的考察而与团队分别，当他回到迪化时，团队已经离去，于是他另择路奔赴敦煌。

　　1908年2月25日，在敦煌县城短暂停留后，伯希和来到了千佛洞。努埃特和瓦扬作为先遣已提前到达。努埃特利用提前到来的几天时间对石窟进行了编号并拍摄了部分照片，瓦扬则绘制了一幅石窟分布平面草图。伯希和一经抵达就迅速地投入到了工作中，他拟订了石窟的描述提纲并将洞壁上尚可辨认的题识和游人涂鸦系统地清理记录下来 。伯希和的这项工作显然是十分细致的，因为他逐洞地记载了洞窟的位置、壁画的内容、题识、壁画和建筑风格等，并简单地作了比较和研究，甚至划分出“古老风格”、“早期风格”、“常见风格”三种类型。

　　但伯希和最为关注的，还是他在迪化时就已听说的藏经洞中的“宝藏” 。幸运的是，他很容易就在敦煌县城找到了王道士，但在千佛洞时，王道士并没有立刻就替他打开那扇门，而是推说钥匙落在敦煌县城，并告诉他斯坦因曾给过一笔相当可观的钱。作为汉学家伯希和当然明白王道士的意思，“能听懂别人言外之人意，总会有好处！”3月3日，伯希和终于进入了他称为“至圣所”的藏经洞。他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藏经洞虽然早有耳闻，但毕竟已被发现八年之久，他万万想不到，眼前的这个各方向都只有约2.5米的小洞里，居然三侧都布满了一人多高、两层或三层的卷子。他立刻作出决定，必须至少是简单地研究一下藏书，但据他估计这里的藏书大约有15000—20000卷，这项工作即使是6个月的时间也无法完成。于是，他在摇曳的烛光下，用3个星期的时间飞速地浏览，前10天，甚至于每天折开1000捆，即每小时100捆。与此同时，由于他想到有可能无法将这里所有的藏品都带走，于是一边浏览，一边进行有目的的择选，其挑选的原则为选取背面有非汉文的卷子、带有写经题记的卷子、估计未入佛藏的卷子和非佛教的典籍与文书。当这项工作完成后，他与王道士交涉，想获取这里所有的藏品，但王道士不敢允许他这么做，怕引起民众的愤怒，最后伯希和以500两银子换取了他所挑选出来的精华。从3月27日起，伯希和结束了在藏经洞的工作，又重新开始了对敦煌石窟的考察，这项工作又进行了整整两个月。5月28日，他在敦煌城内度过了生日，并写了一天的信。

　　1908年6月8—30日，伯希和探险团满载文物，共分19程走完了从沙州到甘州的560公里的路程，并在一些地点从事天文观察。7月3日，瓦扬为了从事地理人文考察，与团队小别。这期间，伯希和在凉州会见了多伦考察团；之后，与瓦扬在兰州会合。8月22日，到达西安，并用了1个月的时间在此采购文物书籍。10月2日，到达郑州火车站，他们终于可以为探险团所获得的宝贵而又易碎的文物的安全松口气了，因为马车承运的过程终于结束了。两天后，他们到达了北京。伯希和是个极为精明的人，因为北京的几天里，他们对敦煌得宝的事只字不提。瓦扬带着大批的自然史搜集品，乘船经广州回国。伯希和和努埃特则到南京和无锡去拍摄端方和裴景福的两套珍贵的收藏品。1908年12月，努埃特乘船护送80多箱雕刻品、绘画和写本返回法国。伯希和则前往印度支那，去重建与那里中断的联系。1909年8—9月间，伯希和从他供职的越南河内的法国远东学院北上，到北京购书，并随身携带敦煌藏经洞内发现的一些珍本文献 。此时，伯希和在敦煌大发现一事已在中国学者中流传，北京学者们纷纷来到他的住处，以拍摄和研究未带走的那几卷文书。中国的学术界为此轰动，但此时伯希和告知，他所获的绝大部分藏品已运回法国，经中国学者的请求，伯希和表示可以帮助陆续拍摄、影印并寄复件回北京。一直流传着伯希和曾在六国饭店举行展览以向中国学者炫耀的传说，但从有关记载来看，六国饭店一事是中国学者集体宴请伯希和；但伯希和为什么在来北京时身携部分精品，虽然不无炫耀之意，但似乎也有对中国学术界的警醒，因为正是他的这一举措，使得藏经洞中的剩余写卷能够到达北京。

　　1909年12月10日，在巴黎大学的阶梯教室，法国亚洲委员会和地理学会为伯希和等举行了隆重的欢迎大会，4000多名各界名流应邀参加，伯希和作了《高地亚洲探险3年》 的报告。伯希和西域考古探险力的活动，也落下了大幕。（兰州大学敦煌所 赵晓星）
二、 法国敦煌收集品

　　法国的敦煌收集品主要来源于伯希和的中亚探险，而且由于伯希和是一个汉学家，精通多种语言和文字，并在挑选时为自己制定了标准，所以在很大程度上说，法国的收集品是敦煌藏经洞中的精品，甚至优于先他而来的斯坦因的。对于这一点，伯希和自己也十分自信，事后，他曾经说过，他只漏掉了那里的一件精品。除此之外，在中亚的整个探险活动还使他搜集和发掘到了大批的文物，从广义敦煌学的角度来说，这也该属于法国敦煌收集品之列。伯希和探险团所获在文物 大致如下：

　　喀什周围的前伊斯兰教遗址：1、三仙洞，距喀什北部15公里左右。由于这里早已有许多国家的探险者考察过，因此伯希和一行并没有在此获得什么文物，但努埃特则拍摄了几幅照片，瓦扬则对洞子进行了全面的调查和记录。2、图古曼（Tegurman）遗址，在三仙洞以东约两公里左右的地方。伯希和考证此地为“水磨坊”，并亲率10名民工进行发掘，获得了一批陶片和一个铜铃。3、“古城”（Eski-chahr）遗址、位于从喀什到英吉沙尔古汉城之间的大道左侧。伯希和未作详细描述，只拍摄了照片，绘制了平面测量图。4、汗诺依（Khan-?l），位于喀什东北。伯希和于此地作了重点发掘，主要集中在“鸽子窝”（Kaptar-Khana）、萨喀尔墙（Saqal Tam）和哈萨墙（Hasa Tam）、“九间房”（Toqqouz-Hodjrah）等几个考古点，均有不同程度的收获；特别是他还发现了一处尚未有人考证过的佛教遗址，并于此处发现了佛像残片和几枚钱币。对喀什绿洲的“库尔干墙”（Kourghan Tim）、红山（Qyzyl-Debe）和“小山”（Kichik-Debe）也进行了发掘。对于喀什的佛教遗址，主要考察了炮台山（Mori Tim）、沙山（Topa Tim）、墩库勒（Tong Kül）、阿克噶什（Aqqach）等处，并于阿克噶什发掘了克孜尔炮台（Qyzyl-Tim）和尕哈炮台（Qaqha Tim）。最后在绿洲西部的玉代克利克（?rdeklik）搜集到几种罕见的玉器残片。伯希和在这些地区搜集到的文物价值十分有限，虽然它们中有些是绝无仅有的，其中包括一只巨耳造像和石膏烧陶物的残片。

　　在图木舒克（Toumchouq）的发掘到的物品，主要有雕塑、壁画、陶器和杂物。其中主要部分来自于九僧房（Toqqouz-Sara?），此遗址位于库车绿洲西缘，距图木舒克村不远的一处佛教大型遗址群。经过6个星期的发掘，每天使用25—30个民工，出土了大批雕塑和木刻残片、几种奇形怪状的陶器，并发现了一个类似于浮雕陈列馆的地方。其中的雕刻品或版画，包括仪轨供像和单独的雕像、浅浮雕和装饰建筑物的浮雕；其中的雕塑品主要为6—7世纪的、以粘土和柴泥为原料的、模制的佛陀、菩萨、天神、王公、或下层世俗人、僧侣和苦修山僧等；壁画主要是用于装饰寺院墙壁、天花板和地面的；杂物则包括宗教的法器、金箔、舍利盒、还愿物、世俗生活用品（珍珠、首饰、骨制品、青铜或其他金属品、箭头、玻璃片、布帛和绳索、扫帚等）。这些文物在卢浮宫展出，曾哄动一时。
库车的发掘共持续了8个月，由于这一地区的千佛洞早已有许多国家的探险队光顾过，因此伯希和一行在这里的收获主要来源于那些被别人忽视了的露天寺院，主要出土了一大批木雕、印鉴、钱币、涂漆与绘画的骨灰盒，以及一大批写本。主要的两处文物出土地：都勒都尔—阿乎尔（Douldour-?qour），出土了各种文字的写本、特别是早于9世纪的婆罗谜文写本或木简，此外还有供像遗物和木雕像、壁画、粘土和陶土的塑像残片、木制品、建筑用木材、活动木制装饰品、金属品、玻璃品、印鉴、各种钱币、各类装饰物。苏巴什（Soubachi），出土了木制品、陶器、彩绘木盒、雕塑像残片和壁画等。

　　在迪化，虽然没有进行发掘，伯希和还是收到了两件文物，一件是载澜赠送的写有“大唐贞元二年弟子法明沐浴焚香敬书”题跋的《金刚经》写本，另一件则来自长庚的馈赠，这两件都是出土于藏经洞的。

　　在“大海道”上，伯希和一行主要对沿途进行测绘和天文观察，仅在伯孜克里克、木头沟、七克台作了发掘，获得了一些写本卷子和陶片。

　　敦煌藏经洞：1、非汉文文书。伯希和自称对这些文字无知，只能根据其外表而决定，但为了不放过任何有价值的东西，除藏文文书外，他将它们全部放入挑选出的一堆。这其中包括梵文、于阗文、粟特文、突厥文、回鹘文、吐火罗文卷子。因为藏文文书数目太大，有近500公斤，无法全部带走，于是伯希和选择了11大本“夹板”，实际上是一部《甘珠尔》。2、汉文卷子。有着深厚汉学基础伯希和精于挑选这部分卷子，他带走了全部的有“夹行注”的文献、带有武周新字的文献，对于大藏经之外的佛经文献、罕见的礼佛进香人的游记、释老文献中的代表作、景教与摩尼教经文、罕见地志、散落文献、五台山文献、俗文学作品、教育用书与字书等都掠其精华而去。伯希和劫走的文献占当时藏经洞中所藏的1/3，即6000多种。此外，还有200多幅唐画与幡、织物、木制品、木制活字印字版和其他法器。

　　在西安，伯希和还用了1个月的时间进行了文物书籍的采购。他采购到了一口公元前的大钟，一批铜镜、陶器、石佛像、大批书籍和拓片。

　　伯希和的这些收集品中的文献材料基本上全部入藏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的东方写本部。而其中的美术品，计有220多幅绘画品、21件木雕、丝织品残片和画幡、经帙等美术品的主体，先入藏罗浮宫博物馆，后来则陆续转入吉美博物馆。1947年，吉美博物馆改组为法国国家博物馆的亚洲艺术部，收藏于罗浮宫的伯希和所获美术品全部归吉美博物馆收藏，这里建成了三个大展室，放置敦煌和新疆发现的画卷和画幡。（兰州大学敦煌所 赵晓星）
三、法国敦煌学研究状况

　　法国由于其深厚的汉学基础，使其在敦煌学的研究方面一直居世界领先地位。

　　首先，对伯希和探险队所获文献资料的编目和整理。法国国立图书馆所藏敦煌文献材料，全部用伯希和的名字Pelliot标号，简作P.，中文简称“伯”。各种文字资料又按语种大致作了分类的编号：Pelliot chinois 指汉文材料，Pelliot tibetain 指藏文材料，Pelliot ouigour 指回鹘文材料，Pelliot sogdien 指粟特文材料，Pelliot sanskrit 指梵文材料，Pelliot Si-hia 指西夏文材料。其基本情况现列表 如下：

除此之外，伯希和还获得一卷被柯诺称为“于阗变异体”的东伊朗语写本和一卷希伯莱文写本。另外，还有批佉去卢文文书，连同吕推搜集的《法句经》残卷，一同藏入国家图书馆；列维、拉古佩里（F·De·Lacouperie）和普祖鲁斯基（Preyluskj）均为这一方面的研究专家。在敦煌莫高窟的北区还获得了一大批西夏文写本，计有200余件，目前尚未刊布。

　　伯希和在敦煌所作的考察笔记、题识录文以及他对经变画的考证、艺术风格、断代、窟形的研究文，已由尼古拉—旺迪埃（Nicole Vandier-Nicolas，1908—1987）和玛雅尔夫人（Monique Maillard）于1980—1992年分6册出版《伯希和敦煌石窟笔记》（法兰西学院亚洲研究所中亚和高地亚洲研究中心版）。伯希和探险团成员努埃特拍摄的敦煌壁画照片，于1920—1926年分6大卷出版，即《敦煌石窟图录》（法国亚细亚学会版）。
但是，对于伯希和西域探险团留下的不计其数的档案，其整理工作是十分缓慢的。虽然韩百诗（Louis Hambis）在世时，曾制定计划将其陆续出版，但近40年间，才出版了寥寥数卷 。随着一些重要研究人员的去逝或退休，加上1994年法兰西中亚和高地亚洲研究中心的解散，这套档案的出版工作吉凶难测，前途十分渺茫。
其次，对美术品的基础研究，其大致情况如下 ：

第三，法国的敦煌学者和对敦煌材料的进一步研究 。

　　埃玛纽埃尔-爱德华·沙畹 （Emmanuel-èdouard Chavannes，1965—1918）是学术界公认的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世界上最有成就的中国学大师，同时他也是世界上最早整理研究敦煌与新疆文物的学者之一，被视为法国敦煌学研究的先驱者，继他之后成为法国中国学与敦煌学大师的伯希和与马伯乐都出自他的门下。但他的主要注意力并不在伯希和收集品，而主要是对保宁、斯坦因等人的收集品进行整理。

　　保罗·伯希和 （Paul Pelliot，1878—1945）是国际上公认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世界上最重要的中国学家、东方语言学家、中亚考古学家之一，同时，他也是敦煌研究的开山鼻祖之一。由于他在敦煌藏经洞中有目的的拣选，带给法国汉学界丰富的研究素材，法国的最高学府法兰西学院也因此于1909年为他特别设立“西域语言、历史和考古讲座”，使他能够和他的老师汉学讲座教授沙畹并立于法国最高学坛。但是由于伯希和兴趣太广，所以其主要的贡献和兴趣却集中于西域历史和语言方面，除了和日本学者羽田亨联名编印了两本《敦煌遗书》外，他自己几乎没有完成任何一本有关敦煌学的汉文专著。对于西域探险，他也不像斯坦因那样出版一本本的考古报告，而仅仅只作过两次讲演罢了。1920年之后，他甚至放弃了对敦煌卷子的编目工作，而此项工作先后由日本学者那波利贞、中国学者王重民、美国的杨联？陆续完成初稿。伯希和本人似乎对敦煌盗宝事的影响十分清楚，曾记载过中国学者在北京的礼遇为“以德报怨”，所以曾积极促进中法研究工作的交流，对大部分中国留学生也给予帮助。晚年的他则专心于对《马可·波罗游记》进行诠释而不再染指敦煌。

　　亨利·马伯乐 （Henri Maspéro，1883—1945）被认为是真正的法国汉学界的代表人物。1921年他接替沙畹为法兰西学院汉学讲座教授，主要研究中国历史。在马伯乐的所有论著中，与敦煌学有中亚学有关者不过10种，只占其著作的5%左右，其中与敦煌有直接关系者只有两种，一是他为斯坦因第三次中亚探险详尽报告《亚洲腹地》提供的附录之一《吐鲁番阿斯塔那出土汉文墓志铭》，二是《斯坦因第三次中来探险所获汉文文书》。但是，由于后者是一部极重要的敦煌学研究著作，是迄今为止关于斯坦因第三次探险所获汉文资料唯一公开发表的录文、翻译与考释，所以马伯乐一直被认为是法国杰出的敦煌学家之一。二战爆发期间，巴黎被德军占据，马伯乐因其子参与爱国抵抗运动而被以“恐怖活动嫌疑罪”逮捕，并于那里病逝。《斯坦因第三次中来探险所获汉文文书》也在他去世之后才得以面世。

　　1945年伯希和与马伯乐的去世，给法国的汉学界带来了无尽的损失。此后，法国的敦煌研究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
道教研究方面。这一方面的研究，马伯乐早已开了个头。沙畹的另一个弟子葛兰言（M.Granet,1884—1940）是以用社会学方法来研究中国古代神话和历史传说而闻名的。葛兰言的两个弟子石泰安（R.A.Stein）和康德谟（M.Kaltenmark）大力推动了这方面的研究，在他们的影响下，法国成长起一批研究道教的专家，如施安舟（K.Schipper）、索安（A.Seidel）、苏远鸣（M.Soymié）、劳格文（J.Lagerwey）、穆瑞明（Ch.Mollier）等，都曾利用敦煌道教典籍来研究道教或道教史的研究。此外，华裔法国学者吴其昱也刊布了敦煌道教佚经《太玄真一本际经》。
佛教方面。这方面的专家主要是继马伯乐之后出任法兰西学院汉学讲座教授的戴密微（P.Demiéville,1894—1979）。戴密微有着深厚的佛学功底，很早就注意到了敦煌文献中的禅宗写本，曾与王重民先生一同研讨了敦煌卷子中有关汉地和印度僧人在吐蕃争论顿渐问题的材料，并于1952年出版了《拉萨僧诤记》 。他在法兰西学院的讲座中，仍不断讲授禅宗典籍，并不时发表一些论文。

　　通俗文学作品方面。这一方面包括变文、曲子词、通俗诗、童蒙读物等，主要研究者也是戴密微。他翻译了饶宗颐的《敦煌曲》，译注了《王梵志诗》和《太公家教》，同时在授课时也讲解这方面内容并发表了一些相关论文。
世俗文书方面。这一方面的难度相对较大，戴密微的学生之一谢和耐在利用敦煌文书做社会经济史的研究为法国汉学开辟了新的领域。他在敦煌学方面的主要贡献是于1956年发表了《中国五——十世纪的寺院经济》，以后又对契约文书做过研究。但1975年后，他将主要精力投入到了明末的社会和思想研究中去。幸运的是，这方面的研究被童丕（E.Trombert）先生继承下来了，他于1995年出版了《敦煌的借贷——中国中古时代的物质生活与社会》。目前，他正利用敦煌写本来研究物质文化和日常生活方面的问题。

　　此外，由于法国学者接触原件较为便利，所以书籍考古学方面很有成果，这方面的代表是戴仁（Jean-Pierre Drège）教授。他先后探讨了敦煌写本的物质特征的许多方面，如字体、装祯形式、武周新字、纸张、颜色、伪卷等，还出版了有关藏书制度和流通情况的专著。

　　在集体研究方面，除了上述的编目成果外，还出版了由苏远鸣主编的三册《敦煌研究论文集》，集中发表了法国敦煌研究小组的敦煌学研究成果。2000年，法国远东学院法英双语刊物《远东研究纪要》第11卷由戴仁任特邀主编，作为“纪念敦煌藏经洞发现百年敦煌学新研”专号出版；《法国汉学》第五辑也作为“敦煌学专号”出版；此两刊集中发表了近期法国敦煌学的研究成果 。

　　第四，笔者对法国敦煌学的一点看法。法国的汉学一直领先于世界，中国学者早有汉学之中心巴黎与西京之叹，也正基于此，法国的敦煌学研究个案极为深入。而且，由于法国对伯希和探险团收集品的保护十分精心，所以在对文物整理方面很是细致，特别是对文献材料的编目，对写本的一些基本特征均作了记录。但法国的这项工作的进行相对缓慢，汉文写本目录的第1册早在1955年就已完成，但直到1970年才得以出版；而考察团所留下的档案材料更是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全部面世。早期的法国敦煌学者很注重与中国学者的合作，但这种趋势似乎日渐衰退，法国在敦煌学方面的国际声势不如当年。此外，从以上述的法国敦煌学者来看，他们中一些人的主要成就并不在敦煌研究方面，只因为他们曾经作过一些关于敦煌的研究，我们就称他们为法国敦煌学者，这样是否合适呢。对于约定俗成的名称笔者不敢给予否定，但其中的欠妥之处不言自明。

　　最后，还有一在各国敦煌学界都存在的问题，就是对于我们现在所做的这些关于敦煌的研究来说，到底“敦煌学”这一名称合不合适。我将萨义德的一句话 引用于此，“任何教授东方、书写东方或研究东方的人——不管是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学家还是语言学家，无论面对的是具体还是一般的问题——都是‘东方学家’，他或她所做的事情就是‘东方学。’” 这句话中的“东方学”似乎完全可以换成我们现在所说的“敦煌学”。两者都以一个地理性的名称命名学科。“东方学”和“敦煌学”这两个名称都是极为抽象的，我们无法将它归入任何一种的具体的学科当中，事实也的确如此，两者都是涵盖多种学科的研究，甚至是文理兼有的。随着时代的变迁，“东方学”一词渐渐为人们所放弃，那么“敦煌学”的未来又将如何，我们不妨加以思考。（兰州大学敦煌所 赵晓星）